“追憶者尋找的也許不只是那個人,而更多時候是過去的自己和已逝的青春?!?/p>
——胡康、鄭一卉:《尋憶陌生人:數(shù)字記憶實踐中的“聯(lián)結”與“無法聯(lián)結”》,《國際新聞界》2025年第6期,頁119-136。
本期評議:黃典林
文本摘選:羅東
在當代,書籍之外,刊于專業(y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是知識生產、知識積累的另一基本載體?!缎戮﹫蟆u周刊》在圖書評介的基礎上試拓展“學術評議和文摘”這一全新的知識傳播工作,籌備“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與期刊界以及“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務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yè)。我們希望將近期兼具專業(yè)性和前沿性的論文傳遞給大家,我們還希望所選論文具有鮮明的本土或世界問題意識,具有中文寫作獨到的氣質。
此為第6期。第二篇論文的作者胡康、鄭一卉收集并分析了一種別樣的網絡尋人活動。試想,某天我們翻出舊照片,看到一旁站著某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即便當年只是短暫相處或萍水相逢,關于那個地方或那段歲月的記憶卻也當即被喚醒,自此無限感慨。于是有人希望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障礙,借助網絡及其算法“撈人”,重新建立聯(lián)結?;虺晒?,或失敗,作者將其結果概括為“聯(lián)結”與“無法聯(lián)結”,記憶在此間得到復現(xiàn)和重建。
以下內容由《國際新聞界》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注釋等詳見原刊。
作者|胡康 鄭一卉

電影《你好,之華》(2018)劇照。
一、研究背景和問題
在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眼中,體外化(exteriorization)的媒介介入人類記憶之后,有機的記憶便被附上了“無機”的特征(胡康,2024)。例如,蠟板、筆墨等媒介將抽象記憶轉譯為外在的具象符號,從而實現(xiàn)傳播與貯存效果。面對記憶所呈現(xiàn)出的無機化趨勢,柏拉圖等智者開始擔憂,認為將媒介奉為記憶的圭臬不利于人類“記憶力”的培養(yǎng)與維持,甚至會使大腦失靈(胡康,鄭一卉,2024a)。對于反對者而言,媒介只是存儲記憶的工具,過度依賴媒介,人會喪失自身的能動性。不過,隨著數(shù)字媒介技術的誕生與應用,固化的物質記憶轉變成動態(tài)分布的“數(shù)字記憶”(digital memory)(Hoskins,2011a),記憶發(fā)生了從“靜態(tài)存儲”轉向“動態(tài)聯(lián)結”的根本變化。在此語境中,不僅“記憶術”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而且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相互聯(lián)結與交互也使“記憶力”不斷得到鞏固。
當下,人類已“無法脫離媒介而生活”(Hoskins,2011a),即使選擇“斷網”“斷聯(lián)”,社會個體仍然被各類媒介所包裹。對此,馬克·杜資(Mark Deuze)(2011)提出了“媒介生活”(media life)這一概念,用以表明媒介已在各個方面滲透于人類的生活結構之中。從記憶的視角來看,人的“媒介生活亦是記憶生活”(Hoskins,2011a)。因媒介而掀起的“記憶熱潮”(memory boom)改變了過往“記憶稀缺”的情形,多元的記憶被載入時間之冊中,至此,人們迎來了以記憶過剩為表征的“后稀缺”(post-scarcity)時代。為了更好地應對與傳播記憶,諸如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以算法機制對這些海量記憶內容展開了篩選、分類、加權,使得某些記憶脫穎而出,成為焦點、熱門。其中,便有著這樣一種“另類的記憶”——關于“陌生人”的記憶。
電影《遭遇陌生人》(You Will Meet A Tall Dark Stranger,2010)劇照。
在傳統(tǒng)認知中,記憶往往與自己或身邊的熟人相關(Skowronski etal.,1991),記憶的“認知深淺是判定人我親疏的重要依據”(黃泰軻,2018),人們也總是與親密的人分享、交流記憶,而非陌生人(French,Garry & Mori,2008),因為陌生人代表著關系中的未知性與不確定性,可能會破壞個體正常的生活規(guī)律與記憶秩序。于是,陌生人成為被記憶排斥的“無用的生命”(wasted lives)(Bauman,2004),社會分析話語中也出現(xiàn)了以“我們-他們”“熟人-陌生人”為代表的二元分析框架,明確劃分出彼此之間的生存與活動邊界。
但是,諸如抖音、小紅書此類以視聽(audio-visual)為主要傳播形式的社交平臺中卻出現(xiàn)了“尋憶陌生人”的另類記憶實踐。許多用戶化身為追憶者,在這些平臺中以數(shù)字形式上傳家里的老照片,希望通過網絡和陌生網友的力量找尋到老照片中那些與自己“擦肩而過”或曾經“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記憶的一大關鍵在于“重復”,被追憶的對象通過反復出現(xiàn),從潛意識浮現(xiàn)到意識,從而獲得關注(Word Press,2015)。學習的過程總體來說就是回憶的過程(Plato & Cooper,2002:111、114)。人們只有通過不斷鞏固、回憶,被追憶的對象才能夠得到存續(xù),否則便會被忘記,變成不可訪問的記憶。不過,保羅·力克爾(Paul Ricoeur)(2000/2004:416)認為,很多早年的記憶,如童年時期的記憶并沒有完全消失,而只是暫時無法觸及。對此,“夢幻記憶”(reverie memory)強調,記憶并不是純粹“自覺”的,個體能夠借助某種觸發(fā)條件在無意識中“漂回”到過去的場景中,實現(xiàn)記憶的重新聯(lián)結(reconnection)(Word Press,2015)。對于那些舊照片中的陌生人而言,他們與追憶主體早已被時間長河所沖散,但卻因為舊照片的物質“刺激”而又重返追憶主體的意識之中。舊照片成為記憶的觸發(fā)器,幫助人們重新與過去聯(lián)結。不過,從本文所關注的記憶實踐來看,追憶主體似乎并不滿足于自我臆想式的“回憶”,而是想要借助社交平臺展開尋人活動,以記憶公開的方式“再續(xù)前緣”。在此類媒介化的期待與實踐中,社交平臺進而成為“記憶聚集”(culsterof memories)(Jacobsen,2024)和網友們展開“聯(lián)結行動”(connective action)(閆文捷,李紅濤,2022;Bennett & Segerberg,2012)的數(shù)字空間。
“數(shù)字記憶研究既要在‘智識挑戰(zhàn)’層面揭示實踐邏輯,也要在‘社會意義’層面發(fā)掘并彰顯實踐智慧?!保ɡ罴t濤,2024a)對經驗案例展開學理化的分析與思考是對實踐的再度升華,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什么是記憶,記憶做了什么”(what memory is and what memory does)(Hoskins,2017a:7)?!皩浤吧恕钡臄?shù)字記憶實踐必然是新鮮而有趣的,但更重要的是挖掘其背后所潛藏的學理意涵與社會文化效應。有鑒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幾個研究問題:社交平臺在該記憶實踐中發(fā)揮著怎樣的聯(lián)結性作用?被追憶的陌生人如何與記憶實踐主體在當下產生聯(lián)結?聯(lián)結之后發(fā)生了什么?又能給予何種學理啟示?
二、理論工具與研究設計
為了更好地對“尋憶陌生人”這一聯(lián)結式的記憶實踐展開學理思考,本文主要以安德魯·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的“聯(lián)結記憶”(connective memory)為理論工具?!奥?lián)結記憶”依托于“聯(lián)結轉向”(connective turn)的研究背景而產生(Hoskins,2011a),是一種“敏化”(sensitizing)的理論工具,能夠幫助研究者在窺探現(xiàn)象的過程中,透視現(xiàn)象的內核,將其向更具學理性的方向推進(黃順銘,陳昭博,2024;李紅濤,2022;Hoskins,2011b)。數(shù)字媒介技術的普及與應用不僅使得人與人之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跨時空、跨文化聯(lián)結,而且消解了“人-物”之間的交互隔閡,人、技術、平臺等皆可相互聯(lián)結,這亦是“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Hepp,2020:5)的本質顯現(xiàn)。
在傳播的聯(lián)結轉向中,橫亙于“生理”“社會”“文化”之間的研究區(qū)隔被打破(Hoskins,2011a),為學者探索記憶注入了更多動能,帶來了更多視角。進一步來看,以時間為表征的記憶深受聯(lián)結的影響,聯(lián)結轉向改變了記憶的生成、回顧、貯存、傳播的方式(李紅濤,2022),對記憶的本體論形成挑戰(zhàn),具體而言:數(shù)字媒介所發(fā)揮的萬物互聯(lián)的效果打破了時間性層面“過去”和“現(xiàn)在”之間的邊界,記憶從靜態(tài)的存儲物轉變?yōu)橐环N持續(xù)流動的聯(lián)結和再生產過程。在數(shù)字媒介的加持中,過去的記憶可以隨時被召喚到當下,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并在人與人的交流互動中產生全新的內容與意義。
聯(lián)結記憶所具備的“動態(tài)性”“實時性”“關聯(lián)性”“開放性”為我們思考“尋憶陌生人”這一數(shù)字記憶實踐提供了條件。一方面,研究者將基于聯(lián)結記憶的典型特征探索社交平臺在與人(包括追憶者、網民、被追憶者)的互動中是如何鋪就“聯(lián)結軌跡”的。另一方面,研究者將深入挖掘聯(lián)結之后所帶來的現(xiàn)實結果與文化效應,并在這一過程中進行否思,即借助“尋憶陌生人”記憶實踐案例來檢驗、反思“聯(lián)結記憶”理論本身,以期豐富聯(lián)結記憶的學理意蘊。
在研究設計方面,本文將采用參與式觀察與訪談法展開研究。在參與式觀察方面,研究者選取了抖音和小紅書兩大社交平臺為線上觀察點位。整個觀察流程總體分為三個階段,即觀察前期、觀察中期、觀察后期。在觀察前期,研究者分別在兩大社交平臺上以“尋人啟事”“尋找陌生人”“撈人”“全網尋人”等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以人工清洗的方式去除不符合本文研究主題的視頻或圖文內容,將符合主題的內容進行收藏,以便后期進行分析。在觀察中期,研究者主要通過觀看視頻、閱讀圖文帖的方式搜集有用信息,在評論區(qū)中擇取網友觀點,全程用截圖或備忘錄的方式記錄下博主或網友的自述以及研究者的所思所感,并在兩大平臺中分別設立收藏夾,收藏值得重點關注的博主的內容。在觀察后期,研究者基于先前的觀察,開始以“私信”的方式向29位博主和網友征詢訪談意愿,并最終獲得14位訪談對象,分別將他們編碼為F1~F14。
電影《久別·重逢》(2024)劇照。
在訪談前,研究者以文字聊天的形式與訪談對象交代了研究的相關事宜,并承諾不公開個人信息。訪談時,研究者主要圍繞“尋憶陌生人的原因”“尋憶陌生人過程中的故事和感受”“尋憶陌生人的結果”等話題展開交流,時長維持在120分鐘以內,并全程進行錄音。需要說明的是,在后期補充材料時,研究者以文字的形式與受訪者進行了交談。
三、社交平臺鋪就“聯(lián)結軌跡”
長久以來,記憶被簡單地劃分為兩種認知模式:記憶要么被視為一種會隨時間流逝而不斷消減的物,要么被認為是殘缺的存在,總是零散而破碎的(Hoskins,2011b)。對此,霍斯金斯發(fā)出批判,指出兩種認知不利于人們在數(shù)字時代把握記憶的奧義。在聯(lián)結轉向中,他把記憶看做是人、媒介、事件、社會、文化等相互作用、持續(xù)互動的產物,且這一生產過程沒有終點,是一條乃至多條無限延續(xù)的軌跡(trajectories),每一次或大或小的聯(lián)結與互動都會賦予記憶全新的意義(Hoskins,2011a)。在“尋憶陌生人”的記憶實踐中,社交平臺是建立聯(lián)結的主要場所,始終處于“運動”(in-motion)狀態(tài)(Hoskins,2011b)。有鑒于此,本節(jié)將圍繞社交平臺,探索其鋪就聯(lián)結軌跡的具體路徑和方法。
(一)作為記憶聯(lián)結的觸發(fā)器
數(shù)智媒介時代的記憶實踐已無法脫離人類行動者與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聯(lián)結作用。從非人類行動者層面來看,諸如舊相冊、舊照片等傳統(tǒng)媒介和手機、電腦、社交平臺等新興媒介成為人們在賽博空間中展開“尋憶陌生人”記憶實踐的重要基礎。不過,在不同時間性層面,追憶者利用這些媒介展開記憶實踐的表現(xiàn)亦不盡相同。
《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
作者:[德] 齊美爾
譯者:林榮遠
版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年12月
人總是會被融入客觀物質之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齊美爾,2002:67)。從“過去”來看,追憶者利用相機捕捉即刻流逝的東西,如人的笑容、表情、動作、姿態(tài)等,借助照片實現(xiàn)了它們的離身(disembodiment)持存。到了“當下”,作為“回憶型的倉儲庫”(reminiscence databases)(黃順銘,陳昭博,2024),舊相冊如同范·迪克(VanDijck)(2007:17)眼中的“鞋盒”,或者說“家庭媒介”(family media),其中裝滿了代表過去,橫跨不同時間間隔的“舊照片”,為當下的“跨時空復現(xiàn)”奠定了基礎。這些舊照片以靜態(tài)圖像貯存著個體的過往回憶,照片中的人物、場景被當下的追憶者重新定位(relocated),在人的主動翻閱與回憶中成為聯(lián)結過往的觸發(fā)器,并以此激活相應的記憶。
“(舊相冊)中有一張合照我記得很清楚,里面有一個小女孩,我媽說我小時候跟她玩得特別好。但如果沒有這張照片,我根本不記得了……這也是我為什么發(fā)到網上的一個原因,想知道(我和她之間)發(fā)生過哪些事情……現(xiàn)在就算在街上看見,也根本不認識吧?”(F6,2023年5月10日)“這些記憶很模糊?!保‵9,2023年7月14日)對于追憶者而言,舊照片所觸發(fā)的僅是零散的記憶碎片,而社交平臺卻成為他們求助的關鍵媒介。在實時連接的社交平臺中,追憶者以數(shù)字再照或掃描的形式將紙質版的舊照片上傳至賽博空間,在這些視頻或圖文帖中,#尋找陌生人、#老照片尋人啟事、#撈人等標簽成為追憶者擴大可見范圍的主體性嘗試,而平臺中的點贊、轉發(fā)、評論、幫上熱搜等功能則提升著追憶者與被追憶對象之間聯(lián)結的可能性,在記憶的公開與分布中試圖促成“聯(lián)結性見證”(connective witnessing)(韓婕,李紅濤,劉于思,2023)。
除了現(xiàn)實生活中不經意的發(fā)現(xiàn),社交平臺中的算法推薦機制亦是“邀請”許多網友化身為追憶者,加入“尋憶陌生人”實踐隊伍的一大觸媒。
一開始是同事先刷到跟我說的,然后下班晚上我刷抖音的時候也看到了這些視頻……我本身就很感性,(所以)我也翻出了很多舊照片出來,選了一張之前玩漂流的時候跟隊友們拍的合照……大家也沒留聯(lián)系方式,現(xiàn)在想想還是挺可惜的,畢竟一起度過了那么驚險的時光,也算相識一場。所以我就也嘗試著發(fā)到網上,看看能不能找到吧?。‵1,2023年12月23日)
存于數(shù)字媒介端口的照片在算法提供的滾動模版中以音樂、濾鏡、顏文字等多模態(tài)元素疊加的形式被重新包裝,并得到故事化呈現(xiàn),因時間流逝而逐漸模糊的記憶在自動生成的數(shù)字化記憶中得到穩(wěn)固,生理記憶的演化規(guī)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技術的改寫,對于陌生人的察覺也在此媒介過程中得到激活或增強。這種看似“偶然的發(fā)現(xiàn)”(serendipitous discovery)實則受到技術的有意操控,“它們總會在合適的時間向用戶提供正確的內容”(Lohmeier, Kaun & Pentzold,2020)??梢哉f,平臺算法成為記憶活動開展的“弄潮兒”,“日益成為記憶的技藝(techne of memory),它們以其承受力和能力,呈現(xiàn)過去,并將過去帶入現(xiàn)在”(Kalin,2012:170)。
(二)在開放與在線中形塑“縱向的共時性”
社交平臺超越了傳統(tǒng)的“檔案”(archive)形式,在聯(lián)結轉向中將“檔案空間”轉變?yōu)椤皺n案時間”(Hoskins & Halstead,2021)。研究者在觀察時發(fā)現(xiàn),與以往靜態(tài)、封閉且中心化、機構化的檔案不同,抖音、小紅書一方面向所有用戶開放,存儲著海量的個體記憶,得到傳播與展現(xiàn)的內容不再局限于官方與精英,微觀的個性化記憶獲得了敘述過往與被承續(xù)的權利和機會(Prey & Smit,2019:209-220)。而且,這種數(shù)字化的檔案(digital archive)中貯存著許多不同的人際關系。不僅親朋好友等熟人可以在社交平臺中進行線上聯(lián)結,彼此分享內容、產制記憶,而且陌生網友之間亦能夠通過多元的交互方式“結緣”。
在博主“尋憶陌生人”時,盡管網友之間互為陌生人,但他們依舊會主動加入這一實踐網絡之中,通過“接力傳播”(如點贊、評論、轉發(fā)、幫上熱搜)永不停歇地向外延展記憶的可見范圍。正因如此,這些“過去”的記憶永遠不會“休眠”,“過去”永遠都處在“當下”。
以博主“夏望”在2023年2月15日于抖音發(fā)布的“尋憶陌生人”視頻為例:雖然該數(shù)字記憶實踐已過去近2年的時間,但是通過該視頻的數(shù)據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原本早已成為“過往”的事件在網友的持續(xù)關注與互動中依舊活躍在當下,其中最為直接、明顯的證據便是不斷增多的點贊量與新鮮的評論內容?!罢f實話這一套放在現(xiàn)在都還沒有過時”(ID:lllivngenge;評論時間:2023-02-15)“科技的意義”(ID:獨;評論時間:2024-11-13)“尋找13年前拍照的女孩”(ID:小劉同志;評論時間:2025-05-06)……
若從比較的視角回望傳統(tǒng)的檔案,那些早時被存儲的記憶材料“具有某種殘片的、一種存儲記憶的特點,還沒有被意義的產生而照亮,但是也沒有被遺忘和壓抑完全地排擠掉。就像閣樓里邊的破爛兒,還存在著,但是很少被檢視,這種記憶固著在意識的陰影里”(阿斯曼,2009/2016:178),等待被人們發(fā)現(xiàn)。
《回憶空間》
作者:[德] 阿萊達·阿斯曼
譯者:潘璐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3月
由是觀之,即使“尋憶陌生人”實踐的起始點位于過去,但人類行動者與非人類行動者之間卻以長久在線、實時聯(lián)結的特質不斷將過去召喚到當下,不僅過去的圖片、帖文、評論可以得到翻閱、接續(xù),而且新的交互內容依然在被一輪輪地產制,在時間流和意識流的作用中形塑出“縱向的共時性”效應(胡康,鄭一卉,2024a),不斷增強著平臺中的記憶微光。對于追憶者自身而言,平臺系統(tǒng)的每一次“消息(點贊、評論等)提示”都會激活他們對于這段過往的回憶,他們的“過去”被持續(xù)嵌入“當下”,成為一個置入性的時間平行連續(xù)統(tǒng)(continuum)。
四、“聯(lián)結后怎樣”:關系建立與記憶續(xù)寫
互為陌生人是一種普遍的人際關系狀態(tài)。不僅那些“從未見過”(Lupton,1999)的人是陌生人,而且“見過卻沒有交際”(Lofland,1973:17)的亦屬于陌生人。本文所關注的三類陌生人分別為“陌生的網友”“無交際的陌生人”“有過交際的陌生人”。具體而言:
第一,陌生的網友。在“尋憶陌生人”的實踐中,當追憶者將照片公布于網絡,“從未見過”(Schwartz,2013:136)的陌生網友將在照片、平臺等媒介的加持下形成聯(lián)結,以不同的方式(如評論、點贊、尋找線索)共同參與尋人實踐之中。第二,“無交際的陌生人”。曾經與追憶主體共同定格于舊照片中的“路人”屬于“見過卻沒有交際”的陌生人。這一情況常有發(fā)生:個體在給熟悉的人拍照時因過度關注被照對象(如表情是否到位、姿勢是否合適等)而會忽視“闖入”鏡頭中的陌生人,即因過度聚焦于某物而導致“視域遮蔽”?!斑青辍币幌?,鏡頭便會將被照對象與陌生人共同捕捉。第三,“有過交際的陌生人”。此類陌生人較為特殊,他們曾與被追憶者有著或強或弱的交際,但卻又因為長時間斷聯(lián)(如失去聯(lián)系方式)再次變得陌生,有學者將此界定為“熟悉的陌生人”(Jackson,Harris & Valentine,2017)。熟悉的陌生人之間在后期的聯(lián)結是一種基于過往關聯(lián)與交往的“重新”聯(lián)結。這三類陌生人為我們挖掘聯(lián)結后的故事與效果提供了現(xiàn)實資源,本節(jié)也將分別對三類陌生人的情況展開探討。
(一)建立新關系:與陌生人“聯(lián)結”
1.與陌生網友聯(lián)結
與誰講述、討論我們個人化記憶的重要性還未得到學界的重視,與熟人分享,還是與陌生人分享會引發(fā)不同的效果(French,Garry&Mori,2008)。實踐主體借助社交平臺展開“尋憶陌生人”是向所有陌生網友公開個體記憶的過程,這時的記憶已經突破了“私人”的框限,具備了社會性的特征。正是因為私人記憶的社會化,使得記憶本身被附上了更為多元的意涵?!皩浤吧恕背蔀橐环N位于個體與集體之間的“諸眾記憶”(amemory of the multitude)(Hoskins,2017b:86;Virno,2001/2003:25)。
一方面,作為數(shù)字檔案的社交平臺聚合了諸如“尋憶陌生人”的個體化記憶,使其與其他微觀記憶在對外公開的條件下共同構成“集合記憶”(collected memory),供陌生網友一同欣賞、討論。另一方面,與網友展開的交互聯(lián)結又進而催生出全新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這一集體記憶以“尋憶陌生人”為中心,但并不受限于原初記憶,而是圍繞“尋憶陌生人”所衍生出的全新集體式記憶?!昂枚嗑W友都在評論區(qū)里留言,有一起幫忙找人的,有在那開玩笑的,還有‘借樓’找人的。雖然大家都不知道對方是誰,長什么樣,但都選擇聚在一起貢獻自己的力量?!保‵14,2024年2月10日)“評論區(qū)里很多人都在支持我,還有人發(fā)私信過來,告訴我線索?,F(xiàn)在想想都覺得很美好,雖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但跟大家有了一段新的回憶?!保‵8,2023年9月25日)
“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重逢。圖為電影《愛在日落黃昏時》(Before Sunset,2004)劇照。
對于這些相互聯(lián)結的陌生網友而言,他們不僅共同見證了博主的個體記憶,而且也成為記憶的參與者,共同推動、甚至決定著記憶實踐的發(fā)展方向。而對于追憶者自身而言,“這些記憶成為自我與他人以及一系列數(shù)字應用、平臺、網絡之間的全新聯(lián)結、糾纏(entanglement),其所展現(xiàn)的是聯(lián)結性公眾(connective public)之間的相互協(xié)作”(Hoskins,2017b:83)。正是這種記憶實踐的聯(lián)結性,使得原本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尋憶故事開始向“第三人稱”轉變(Hoskins & Halstead,2021),平臺的示能、陌生網友的線索提供、信息增補、差異化解讀都在相互聯(lián)結中超越追憶者自身的敘事力量,“一旦故事公開,所有人都可以講述這個故事”(Hoskins & Halstead,2021)。社交平臺不再簡單扮演“記錄員”的角色,凡是觸達這一記憶的陌生網友也不再簡單地作為“旁觀者”,而是共同成為此次記憶實踐和故事的組成部分。
2.與從無交際的陌生人聯(lián)結
從舊照片中定格的陌生人角度來看,當追憶者在社交平臺中發(fā)布照片以推動尋憶實踐開展后,平臺的大數(shù)據分析技術、算法推薦機制將內容進行傳播、推廣,促成記憶的“媒介化流動”。其以追憶者為定點(fixed point),流動的朝向既可能是其他網友,也可能是被追憶的當事人。對于后者而言,全新的故事也在彼此“相遇”(encounter)的那一刻產生。
我是2月26日的晚上躺床上無意間刷到夏望那條尋人啟事的視頻,看到那件綠衣服就認出了是自己小時候……第二天一早就去姑姑家找到了當年的照片,下午發(fā)了抖音。剛開始信息量也不大,也擔心夏望看不到,到了晚上人就多了起來,很多人艾特她……不敢相信……19年了,再次相遇……(ID:AndyMa)
網友的“奔走相告”與算法的“精準推薦”促成了追憶者與被追憶者在媒介空間中“陌生人的相遇”(strange encounter)(Jackson,Harris&Valentine,2017)?!疤炷?,中國14億人,靠抖音找到了彼此。”(ID:悲傷小羊羔)“就好像大數(shù)據把所有人連成了一個圈,十多年前的一次擦肩而過都可以在大數(shù)據時代找到彼此,這在以前手寫信件的時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吧!”(ID:1124753098)對于這些成功尋憶的實踐者而言,多年前定格在舊照片中的緣愫如今在社交平臺、算法、網友等“人-物”的聯(lián)結中得到接續(xù),全新的交往與關系也因此得以建立。
(二)續(xù)寫新記憶:與熟悉的陌生人“重新聯(lián)結”
記憶一直被刻板地視為已完成的(complete)、殘留的(residual),或者不斷衰?。╥ndecline)之物(Hoskins,2011b),但在聯(lián)結轉向中,記憶始終保持活躍與“再生產”狀態(tài)。記憶的生產總是以關系為起點,人類相遇的時刻便是記憶產生的時刻(Hoskins,2011b),這一時刻又為今后的重逢、重新聯(lián)結奠定了基礎,以“陌生”為表征的關系意涵也在彼此互動、舊記憶的喚醒與新記憶的生成中得到了全新解釋。
二年級六一兒童節(jié)的時候我們在花壇上拍了一張合照……二年級之后我就去外地了,因為沒有手機,從此跟他再也沒有了聯(lián)系。沒想到居然通過網絡的力量找到了他。說實話還是有點緊張的,畢竟這么多年過去了,相互也不熟悉了。但還好我們都比較注重緣分,所以也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但我們現(xiàn)在又成為了好朋友,會經常聊微信、打游戲,而且只要過年回老家就會聚在一起。(F11,2023年9月7日)她說很感謝這么多年過去還能記得她,現(xiàn)在已加上小綠(微信)繼續(xù)保持聯(lián)絡。(ID:夾心_III)
對于那些失聯(lián)許久的人而言,人的主動性和數(shù)字媒介的可獲取性、便攜性以及普遍性共同造就了與“過往”、與“故人”的重新聯(lián)結,這種因記憶實踐而生的聯(lián)結性既幫助他們重溫了已逝的過往(Hoskins,2011b),也在推動關系進一步發(fā)展的同時續(xù)寫了全新的交往記憶。
盡管實踐中存在質疑的聲音——“我不理解,又不是存在恩情”(ID:為你寫詩)——但是記憶并不純粹是功利性產物,人們也清楚地知曉在記憶過度飽和、泛濫的當下哪些記憶值得被召回,“對我們應該記住什么和不應該記住什么的道德判斷取決于相應的場合和實踐,或者說語境,以及那些能夠在提升生命活力、能力和情態(tài)(modalities)的過程中幫助我們與其他人相互聯(lián)結、共同記憶的內容”(Brown & Reavey,2014)。“很多事情無關功利,只是一份情懷,一種內心的感覺”(ID:月彎彎)“不管什么結局,也是一個浪漫的故事”(ID:懷沙)因此,無論是已存的(actual)聯(lián)結關系,還是想象的(imagined)、有待聯(lián)結的(potential)關系都具有獨特的存在價值。對于那些還未獲得“音訊”的追憶者而言,他們過去的記憶在聯(lián)結行動中也一直處在進行時態(tài)。除了網友的聯(lián)結性見證與幫助,博主“Dawn Soon”尋憶陌生人的故事還得到了“沈陽晚報”的報道(沈陽晚報,2023),媒體力量的融入進一步推動著這場于2023年3月12日開啟的數(shù)字記憶實踐的持續(xù)進行。這些記憶與實踐行動在網絡中沒有盡頭,不會結束,不會遵循線性規(guī)則發(fā)展(Ernst,2006:110),記憶會在聯(lián)結中永放光彩。
五、不可忽視的“無法聯(lián)結”
記憶存儲于媒介空間之中,空間的存在又在時間維度為記憶帶來了連續(xù)性(鄭一卉,胡康,2024)。不過,記憶作為“過去”的痕跡與“當下’之間必然存在客觀時間層面的距離,如是,記憶在空間中的抽離成為個體在生活中所面對的常態(tài)化問題。對此,許多聲音將這一問題歸結于外部的客觀因素,如時間的消磨(Ricker,Vergauwe & Cowan,2016)。然而,本研究發(fā)現(xiàn),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記憶主體決定的。雖然時間的推移確實會消磨記憶的痕跡,但這卻不影響記憶主體選擇其他媒介方式對記憶進行鞏固或重新聯(lián)結,換言之,主體完全具有影響記憶效果的主動權,如:是否主動存儲了記憶內容、是否刪除了可以激活記憶的媒介文本等等。尤其對于那些斷聯(lián)許久的熟悉的陌生人而言,他們并非是主動離開了追憶者的記憶空間,而是在時間長河中經歷了“被放逐”。在此意義中,被追憶的他們處于時空層面被支配的一方。
電影《陌生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Strangers,1990)劇照。
不過,當追憶者開始主動尋找被追憶者,被追憶者的時空權力與能動性便得到了體現(xiàn):他們可以決定是否與追憶者產生聯(lián)系、是否愿意與追憶者生產新的記憶、什么時候對追憶者作出回應。質言之,追憶者需要完全接受被追憶者的時空節(jié)奏(Gasparini,1995),這也使得“尋憶”成為一個“未知的”“不確定的”動態(tài)過程,沒有人能夠保證其結果如何,或何時才能抵達追憶者心中滿意的終點?!八⒌搅丝赡芤簿鸵恍Χ^吧”(ID:85后)“就算看見,估計也不會回應你”(ID:可樂)陌生人是一種空間關系的存在(Marotta,2012),被追憶對象在空間中是來去自由的,可以流動、可以停滯,這是他們空間權力的具體表現(xiàn)。如上文的聯(lián)結情況,被追憶對象可以選擇回應追憶者,再次進入追憶者的記憶空間,甚至與追憶者一起開拓新的記憶增長點。當然,他們也可以選擇回避,拒絕與追憶者(的空間)產生關聯(lián)。結果是,在追憶者過去的記憶空間中被支配的這群人恢復了空間的主體性與戰(zhàn)術性,回應追憶者的方式成為意義爭奪的空間化表現(xiàn)(張杰,2016)。
當然,對于這樣的情況,追憶者也有相應的方式進行應對。他們可以永遠保留對被追憶方的回憶,永遠選擇在空間中找尋與等待。雖然找尋與等待的結果是未知的,但它們卻是生產共享性、“實現(xiàn)‘集體構想的未來’的一種積極嘗試”(Kwon,2015),是追憶者在當下嘗試抵抗時間與遺忘(oblivion)的真實寫照,虛幻的“可能性”也在此過程中被轉化為實際效用。
電影《黑白照片》(2010)劇照。
此外,無法聯(lián)結的情況還啟示我們,人際聯(lián)結中的“陌生與否”已然無法用“陌生”“不陌生”“熟悉”“不熟悉”這些二元互反的詞進行粗暴式判定。聯(lián)結關系本是一種極具張力的“狀態(tài)”,即使雙方之前對彼此知根知底,但這并不意味著多年重逢之后便依舊熟悉。聯(lián)結的缺位會在雙方之間制造出一定的敘事空白區(qū),雙方只能在后期重逢并重新聯(lián)結后對這個區(qū)域進行填補。
絕大多數(shù)的尋憶陌生人實踐都帶有“幻想”或“浪漫主義”色彩,追憶者認為過去的美好回憶將成為構筑雙方當下關系的基礎,“畢竟我們之前有那么多回憶”(F11,2023年9月7日)。這是一種“預媒介化”,即追憶者試圖憑借過往的回憶來想象、乃至塑造未來(霍斯金斯,李紅濤,2015)。但是,幻想的實現(xiàn)還是破滅卻不是一方能夠單向控制的。博主“XKJ”在十多年后通過媒介的力量再次聯(lián)系上了那個陌生人。但事與愿違,“XKJ”說對方“不愿再提起這段往事”。
從博主發(fā)給研究者的雙方聊天記錄截圖來看,兩人在加上好友后,對方表示,“你想跟我表達什么呢?告訴你這是10多年的照片了,做人踏實點,我這個閱歷的人不是你能了解的!”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認為,有些人知道“如何看待過去”,但卻無法“以過去的身份看待過去”(Claire,2014)。對于“XKJ”而言,即使與對方相隔十幾年沒有聯(lián)結,但他卻一直認為雙方過去共同的相處經歷仍以“潛在的形式”存在于彼此的記憶深處,是在當下召喚彼此聯(lián)結的動力之源。
不過,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結似乎并不像物和物相連那樣簡單,“加上好友”“有了聯(lián)絡”只是聯(lián)結的基礎,其還需進一步考慮到人自身的主觀因素,如情感、態(tài)度、性格、經歷等,或者說,雙方是否都能夠或都愿意“真誠以待”“再續(xù)前緣”才是實現(xiàn)聯(lián)結的關鍵條件。盡管“XKJ”和被追憶者在網絡、社交平臺的示能(affordance)中再次產生聯(lián)絡,但于被追憶者而言,“XKJ”的嘗試聯(lián)結是一種“強制性的聯(lián)結”,因為在被追憶者眼中,過去僅代表了一個“已經完成的記憶”,而不是“未完成的聯(lián)結關系”。由此可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可)聯(lián)結程度”“記憶與人的(可)聯(lián)結程度”才是較為合理的判斷“陌生與否”的依據。
六、未盡的結語
自吉姆·戈梅爾(Jim Gemmell)推出“我的數(shù)字生活”(My Life Bits)項目以推動“全面記憶”以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聚焦個體記憶的攝錄,這無疑助長了記憶熱潮規(guī)模的擴張。但是,全面記憶的美好愿景背后仍存在大量記憶的斷裂之處,由于存在主觀層面“生理功能的退化”和客觀層面“時間過去已久”等問題,并不是所有人能夠實現(xiàn)記憶的“完全召回”(total recall)。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1989)也指出,盡管媒介中裝滿了過往的痕跡,但這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其仍然需要后期的不斷追憶。不過,在“人—人”“人—物”的相互聯(lián)結中,記憶的斷裂之處得到了彌合的機會。
互聯(lián)網和社交平臺的發(fā)展使得分隔于各個角落的人擁有了彼此聯(lián)結的契機,所有接入賽博空間的個體都可以充當其中的一個節(jié)點,并在與其他節(jié)點的聯(lián)結中編織出巨大的動態(tài)交互網絡。更重要的是,這一交互網絡會隨著后續(xù)節(jié)點的加入或退出而產生“變形”,這既為新的記憶敘事奠定了基礎,也為舊記憶和陌生人的成功搜尋提供了可能。
本文所探討的“尋憶陌生人”記憶實踐與“聯(lián)結記憶”理論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lián),正是借助對該記憶實踐的分析使得我們跳出了過去將記憶視為靜固或破碎之物的框限。在社交平臺鋪就的聯(lián)結軌跡中,追憶者與被追憶的陌生人之間因舊照片、大數(shù)據、算法、網友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而獲得了彼此聯(lián)結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聯(lián)結后的他們并未結束這一記憶實踐,而是選擇基于舊的記憶建立新的關系、續(xù)寫新的故事,而那些處于等待聯(lián)結的記憶仍然在平臺技術機制和網友的積極互動中持續(xù)向外發(fā)出渴望聯(lián)結的信號,不斷激活著記憶實踐主體的這段過往回憶。
電視劇《想見你》(2019)劇照。
無論是陌生人,還是熟悉的陌生人,與他們的聯(lián)結既是實踐主體的意愿所致,也是平臺、技術、網友,乃至“緣分/概率”合力的結果。這一實踐不僅印證了“過去—當下”的相互聯(lián)結,而且也延伸了霍斯金斯曾經鋪下的這根聯(lián)結的線,使其成為“過去—當下—未來”,因為從時間性層面來看,實踐主體對聯(lián)結的嘗試并不止步于聯(lián)結“過去”和“當下”,更是希望通過建立關系與續(xù)寫新的記憶來迎接“未來”。當然,數(shù)字媒介時代的聯(lián)結性并不意味著“記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的影響,甚至被媒介決定”(胡康,鄭一卉,2024b),真正在記憶延續(xù)、記憶闡釋等方面發(fā)揮關鍵作用的仍然是人自身。就像一張舊照片雖然是記憶的載體,但照片背后鮮活的故事卻是人的故事,也需要人來講述。
此外,在利用尋憶陌生人實踐來驗證聯(lián)結記憶理論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不僅存在聯(lián)結的情況,“無法聯(lián)結”亦會發(fā)生,這似乎與霍斯金斯所描繪的情景有所不同。對于霍斯金斯而言,因數(shù)字媒介技術的加持,“聯(lián)結”已經成為普遍的、穩(wěn)定的狀態(tài)。但是,在記憶實踐中,技術并非主導(李紅濤,楊蕊馨,2022),關鍵仍在于人的“主體性”和“意愿性”?!皩浤吧恕庇洃泴嵺`表明,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實現(xiàn)記憶與關系的重新聯(lián)結,聯(lián)結或嘗試聯(lián)結的過程亦不是穩(wěn)定的。
無論是抖音,還是小紅書,展開“尋憶陌生人”實踐的人不在少數(shù),但除去與陌生網友聯(lián)結的情況,真正實現(xiàn)與照片中陌生人“聯(lián)結”的只是少數(shù),被追憶方既可以“按兵不動”,也可以直接“拒絕聯(lián)結”,這也反向證明了此類記憶實踐的特殊性,以及“成功聯(lián)結”的稀缺性(scarcity)和珍貴性。換言之,并非只有“聯(lián)結”才具備社會文化意義,那些“無法聯(lián)結”也并非削弱“聯(lián)結”的消極存在,正是因為“無法聯(lián)結”的存在才反向突顯出聯(lián)結的意義與價值,幫助我們更好地發(fā)掘聯(lián)結所需要的條件。而且,“無法聯(lián)結”同樣說明“聯(lián)結”或“嘗試聯(lián)結”本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其并不像霍斯金斯說的那樣穩(wěn)定,而是充滿了變動的可能。透過“無法聯(lián)結”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追憶者尋找的也許不只是那個人,而更多時候是過去的自己和已逝的青春。
因此,當“記憶找尋”成為主線,反而突出了尋找本身的價值與意義,這亦是主體在當下基于過往所展開的一種記憶書寫行動。誠然,“連接轉向的論斷不應該變成終點,而應該只是一個起點”(李紅濤,2022)。本文對于“無法聯(lián)結”的分析為原有的“聯(lián)結記憶”的學理內容帶來了補充性思考,這將是一個新的出發(fā)點。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真理永遠在形成的過程中,對于理論而言亦是如此。本文所關注的“尋憶陌生人”極具微光特質,在未來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基于“無法聯(lián)結的記憶”,從交叉學科的視野探討數(shù)字時代其他宏觀或微觀記憶的斷裂問題。例如,第一,除了因缺乏相應文獻或見證人而導致歷史記憶的斷裂,數(shù)字時代算法帶來的記憶選擇性也可能造成一些歷史記憶的邊緣化。第二,因情感隔閡或親人已逝而建構失敗的家族記憶。以不同記憶實踐案例對“無法聯(lián)結的記憶”進行類型化分析,挖掘背后的技術因素、情感因素、社會因素、時代因素等,進一步豐富“無法聯(lián)結的記憶”的學理意涵,這不僅有助于理論驗證、否思,而且可以反向突顯、增強“聯(lián)結記憶”的價值,以健康的理論生態(tài)促進相關理論的共同發(fā)展。
最后,我們需要警惕這一聯(lián)結記憶實踐背后“記憶倫理”問題的發(fā)生。追憶者在未獲得被追憶對象的允許下,將雙方的“合照”單方面上傳至網絡當中,這必然會引發(fā)隱私的泄露問題,也反映出一種悖論:看見尋人啟事中照片的陌生網友對尋人信息的進一步傳播,知曉相應信息的網友在評論區(qū)對信息(如姓名、所在城市、社交賬號)的公開成為追憶者“順藤摸瓜”、成功找尋的關鍵,因為缺乏這些信息,幾乎很難在網絡的海洋中進行“撈人”。不過,博主的“懷舊”、網友的“熱心”卻可能造成被追憶方的困擾。因此,諸如“F5”和博主“夾心_III”最后選擇以“停更”“刪帖”和私下交往的方式來阻斷對方隱私的傳播??梢姡诖祟愑洃泴嵺`中,“記憶倫理”中的“記憶權”與“被記憶權”亦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角度之一(李紅濤,2024b;瑪格麗特,2015)。
【文獻出處】胡康、鄭一卉:《尋憶陌生人:數(shù)字記憶實踐中的“聯(lián)結”與“無法聯(lián)結”》,《國際新聞界》2025年第6期,頁119-136。
作者/胡康(安慶師范大學傳媒學院講師)、鄭一卉(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本期評議/黃典林(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
文本摘選/羅東
導語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