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太平年》中，出仕五朝十帝的老臣馮道與吳越國胡進思的對手戲，不僅牽動觀眾心弦，也構成理解這段歷史的重要線索。不過，在既有的宏大歷史敘事中，錢弘俶背后的吳越國卻常被簡單帶過。

作為五代十國時期的十國之一，地處如今江浙一帶的吳越國相關史料相對分散，除了記載于史書，也銘刻于城墻、瓷器等物質上。比如，越窯瓷器在錢弘俶“納土歸宋”前后的盛衰變化，便足以成為一窺吳越政權對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影響力的歷史窗口。在《太平年》熱播之時，我們推送考古學者鄭嘉勵的這篇文章，從文物上，為我們揭開劇中那些曾經(jīng)被忽視的吳越國史。

杭州城墻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深愛杭州風物，曾作《余杭形勝》詩云：“余杭形勝天下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闭撋剿溃贾菁子谔煜?，論城市格局，只是南北并列的兩座小城，南為鳳凰山東麓的州城（子城），北為寶石山腳下的錢唐縣城。州城和縣城，南北相望，互不相連。至于雙城之間的大片土地，即今日之杭州主城區(qū)，對不起！錢塘江的咸潮，不時襲來，地多咸鹵，即使在白居易刺杭的長慶年間（821-824），依然不宜人居。

唐大順元年（890），錢镠統(tǒng)治杭州之初，以子城（即稍后的吳越國王宮）為中心，修建夾城，在子城西、北、東方向，翻山穿嶺，加筑了一圈超大型的甕城。景福三年（894），唐授錢镠為鎮(zhèn)東軍節(jié)度使，錢氏割據(jù)局面正式形成。錢镠又著手修筑大城（羅城），將子城、夾城、錢唐縣城和“主城區(qū)”，一并包羅在內。

杭州筑城史，是先完成南北兩頭，再連接中間，故而呈現(xiàn)為南北兩頭較粗、中間略細的腰鼓狀，故稱“腰鼓城”。錢镠所筑腰鼓城，奠定了后世杭州城的基本格局。

吳越國的杭州羅城，與南宋臨安城的外城大致重疊。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倉橋等地發(fā)掘的臨安城城墻，都可證實吳越國和南宋城墻的相互重疊。宋室南渡后，杭州成為全國性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行在”臨安府，雖行“京師”之實，卻無帝都的框架格局，只在吳越國形成的城市基礎上，踵事增華而已。

將臺山上的吳越國羅城遺址。

錢塘江捍海塘

后梁開平四年（910），錢镠已為中原大朝冊封為“吳越王”，割據(jù)兩浙的局面已然鞏固。為解除錢塘江對杭州城的威脅，決定修筑海塘。

在今天的杭州建國路、江城路、復興路至六和塔一線，錢镠將巨石裝入竹籠，沉于東城墻外，作為堤壩的基礎，外側豎立成排的巨木，其上則夯土筑塘。1983年，建造鳳山鐵路道口的江城路立交橋工地和2014年江城路平安里的考古發(fā)掘，都曾發(fā)現(xiàn)五代吳越捍海塘遺址。

海塘竣工后，《吳越備史》稱“（杭州）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塹，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言下之意，有了固若金湯的捍海塘，杭州才有可能發(fā)展成人煙繁茂的大都會。

想當年，羅城完工時，錢镠躊躇滿志，認為“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事實證明，正因為錢镠的城市建設，又經(jīng)過吳越國“三代五王”的長期經(jīng)營，杭州終于后來居上，趕超浙西的蘇州和浙東的越州，成為兩宋時期的“東南第一州”，杭州人至今感念錢镠修筑城墻和海塘的歷史功績。

毫無疑問，錢镠是杭州最大的城市英雄。我認為，眾望所歸的杭州城隍，理應是錢镠，其次才是其他人，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蘇軾，或者今日杭州吳山城隍廟內供奉的城隍周新。

杭州平安里吳越國捍海塘遺址。

越窯秘色瓷

在五代亂世中，杭州和兩浙地區(qū)的繁榮發(fā)展，離不開錢氏吳越國奉行的“善事中國，保境安民”國策。

善事中原是有代價的。為體現(xiàn)“事大”的誠意，需要定期不定期的進奉大朝，越窯青瓷是吳越國進奉契丹和中原大朝的主要方物之一。

9世紀以來，以慈溪上林湖為中心的越窯，工藝精進。用以進貢的瓷器，稱為“秘色瓷”。吳越國在上林湖置官監(jiān)窯，青瓷愈發(fā)精美，錢镠墓出土的141件越窯青瓷，器型豐富，類冰似玉，完美展現(xiàn)了材質、造型和釉色之美。

錢俶擔任國王時期，隨著后周和北宋王朝加快統(tǒng)一全國的進程，吳越國始“傾國而貢”。越窯臻于鼎盛，生產規(guī)模之大，海外銷售范圍之廣，至此達到歷史頂峰。該時期的細線劃花青瓷，例如龍紋、蓮花紋、鸚鵡紋、對蝶紋等，極其生動精美。蘇州虎丘塔、北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蓮花香爐等器物，可以為證。

吳越國納土歸宋后，越窯盛極而衰。從宋真宗朝以后，越窯的發(fā)展頹勢日趨明顯，品質下降，逐漸退出海外市場，連在本地市場也競爭不過定窯和湖田窯，浙江北宋墓葬出土的越窯青瓷，數(shù)量遠少于青白瓷。

納土歸宋前后的盛衰對比，可見吳越國政權對境內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深遠影響。瓷器雖屬小道，仍不失為觀察歷史流變的一扇窗口。

錢王陵出土的越窯青瓷熏爐。

石窟造像

錢氏奉行“保境安民”國策，于外善事中原，于內扶持佛教，建寺立塔、開窟造像。年復一年，杭州遂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南佛國”。

吳越國佛教石窟幾乎全部分布在西湖周邊，包括圣果寺、資延院、石龍院、神尼塔、靈鷲院、石屋院、煙霞院、凈慈寺、天龍寺、香嚴院等寺院造像，題材包括佛、菩薩、弟子、羅漢、高僧、天王、童子等，其中以白衣觀音和十八羅漢最具特色。

彌勒造像組合趨于定式，如九曜山香嚴院、玉皇山天龍寺的一鋪七尊組合，彌勒承襲唐代的倚坐佛像風格；凈土信仰盛行，大量開鑿西方三圣，如鳳凰山圣果寺、飛來峰靈鷲院等；在煙霞洞口，出現(xiàn)楊柳觀音和白衣觀音相對而立的題材，白衣觀音信仰為吳越國的創(chuàng)造，開啟了觀音中國化的新路徑。

十六羅漢信仰流行于唐五代時期，石龍院十六羅漢造像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十六羅漢造像實例。稍后，在十六羅漢的基礎上，增加兩位羅漢，創(chuàng)造性地組合成十八羅漢，并風行后世。吳越廣順三年（953）開鑿的煙霞洞十八羅漢造像，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十八羅漢造像實例。

吳越國佛教與王權聯(lián)系緊密，具有護國色彩，庇佑國泰民安。錢俶崇信佛教，嘗謂“凡于萬機之暇，口不輟誦釋氏之書，手不停披釋氏之典”。當位期間，修石窟，造經(jīng)幢，刻經(jīng)卷，大興寺院佛塔——雷峰塔的建造，便是一例。

雷峰塔地宮出土阿育王塔。

雷峰塔及其出土文物

在西湖南濱的夕照山，為供奉佛螺髻發(fā)舍利，錢俶窮六年之功，建起雷峰塔。

據(jù)雷峰塔遺址出土的塔磚和佛經(jīng)文物，可知雷峰塔籌建于公元971年，此時北宋與吳越國夾攻南唐的戰(zhàn)事正酣。雷峰塔竣工于977年，距離納土歸宋不足一年。

塔成后，錢俶撰有“造塔記文”，將新塔命名為“皇妃塔”，皇妃是吳越國王妃孫氏的謚號。北宋朝廷追謚孫氏為“皇妃”，事在太平興國二年（977）二月，則雷峰塔正式竣工可以準確限定在當年二、三月之間。

錢俶立國，謹小慎微，妻子均稱“夫人”。開寶九年（976）正月，孫氏隨同錢俶赴京朝覲，朝廷賜封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臣曾以“異姓諸侯王無封妻為妃之典”為由加以反對，宋太祖不聽，執(zhí)意賜予吳越國特殊恩典。

孫妃返杭后，不久辭世。據(jù)《十國春秋·忠懿王世家下》載，次年春二月，“（宋太宗）敕遣給事中程羽來歸王妃之赗，謚王妃曰□□”。有意味的是，所有史籍均對孫氏的謚號闕而不書。吳越國除后，吳越故境內刻石，凡屬年號或有僭越嫌疑的文字悉行鏟除。孫氏謚號，史籍闕如，亦因僭越。據(jù)雷峰塔遺址出土的造塔記文殘碑，可知孫氏謚為“皇妃”。宋太宗遣使“謚妃”之際，適逢新塔落成。

錢俶將新塔命名為“皇妃塔”，既為緬懷孫妃，更為彰顯宋廷恩典。納土歸宋后，這個高調的名字，不合時宜，后世文獻遂將“皇妃”改為“黃妃”，并傳說錢俶為黃姓妃子建塔。其實，錢俶并無黃姓妃子。

雷峰塔地宮出土的主要文物，是內貯佛螺髻發(fā)的鎏金純銀阿育王塔（金涂塔）。從975年開始，錢俶效仿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故事，制造八萬四千金涂塔，頒布境內。至今存世甚多，多為銅、鐵質地。而雷峰塔所出純銀質塔，為迄今所見最精美的吳越國阿育王塔，尺寸與明州阿育王寺釋迦真身舍利塔相當，應是供奉最高等級舍利的容器。

錢俶造八萬四千阿育王塔，寄寓國泰民安的祈愿；雷峰塔的落成和命名，又恰好見證吳越國納土歸宋的前后始末。

雷峰塔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作為“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南線的重要景觀。

雷峰塔地宮發(fā)掘場景。

在杭州城市建設和西湖景觀生成過程中，錢氏吳越國是最大的貢獻者?！拔骱啊敝械睦追逑φ?、南屏晚鐘、雙峰插云，與吳越國創(chuàng)建的寺院佛塔直接相關。六和塔、保俶塔、飛來峰造像、慈云嶺造像、煙霞洞造像、錢王祠，至今仍為西湖的歷史文化地標。沒有吳越國，就沒有后來舉世聞名的西湖景觀。

“太平戊寅”款越窯青瓷

吳越國對杭州和浙江的歷史性貢獻，為后世稱頌。入宋后，錢俶子孫留下了包括《吳越備史》在內的許多記錄，建構起吳越國保境安民、深受民眾擁戴的正面形象。但歐陽修編纂《新五代史》卻認為吳越國在境內橫征暴斂，民不聊生。錢氏后人認為這是因為歐陽修與錢惟演交惡，故意歪曲歷史。吳越國究竟是行“仁政”抑或“暴政”，至今仍為聚訟紛紜的公案。

《十國春秋》載，“自宋革命，王（錢俶）貢奉加常數(shù)，奇器精縑皆制于官，以充朝貢”，在傾國而貢的背景下，浙江本土的青瓷、金銀器皿、越羅等絲織品的生產，無論規(guī)模，還是品質，都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國王錢俶入京獻地，納土歸宋。這一年為戊寅年，直至太平戊寅年，傾國所有以事進奉的局勢，得以根本改變。

北宋建立后，加快了統(tǒng)一南方戰(zhàn)爭的步伐，其間發(fā)生無數(shù)的故事，令人百感交集，既有吳越國的獻地佳話，也有南唐后主李煜和后蜀花蕊夫人的凄涼遭遇。與南唐、后蜀不同，吳越國“和平解放”， 錢氏家族受到朝廷禮遇，百姓免于戰(zhàn)火涂炭之苦。于國于民，都是福音，即使對錢氏頗多偏見的歐陽修，也在《有美堂記》中贊頌錢俶順應時代潮流的明智選擇，確保了杭州城市繁榮和民眾福祉。

然而，當年兩浙民眾對“納土歸宋”的具體態(tài)度，史書幾乎沒有正面記載。

唐宋時期的越窯瓷器，并無銘刻紀年款的傳統(tǒng)。數(shù)量浩瀚的越窯青瓷，署有年款的標本極其罕見。唯一的例外就是慈溪上林湖及其附近窯場，經(jīng)常出土銘刻“太平戊寅”字款的器物。1985年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一份越窯窯址考察報告，有一段記錄：“解放前，文物商人常來該地收購有‘太平戊寅’字樣的瓷片，當?shù)乩先嘶貞?，每個字可值一角銀洋?！?999年寺龍口窯址曾經(jīng)出土大量“太平戊寅”和“太平”款瓷器，臨安吳越文化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太平戊寅”款的圈足盤和執(zhí)壺。數(shù)量眾多的“太平戊寅”款瓷器，字體或巧或拙，一般在釉下銘刻于器物的外底。

這不是窯工集體無意識的行為，透過“太平戊寅”款瓷器，依稀可見 “太平年”帶給民眾生活的重大變化，以及在上林湖窯工內心深處烙下的深刻印記。

電視劇《太平年》劇照。

有人說，吳越國社會繁榮，民眾安居樂業(yè)，今日驟然國除，窯工心中不舍，在瓷器上銘刻年款，既認同中原正朔，也表達對錢王眷戀的樸素情感；有人說，吳越以一隅奉四方，進奉財物必然取之于民，上林湖窯場是重點征課對象，徭賦茍重，雜稅繁多，如今納土歸宋，窯工歡欣鼓舞，慶祝解放；也有人說，吳越王入京獻地，化干戈為玉帛，窯工感恩戴德，在瓷器上銘刻字款，以表示對“太平年”的紀念。

這三種說法，都能說通。歷史沒有標準答案，可以確信的是，吳越國納土歸宋，深刻影響了民眾生活，歷史由此翻開新篇章。

作者/鄭嘉勵

編輯/劉亞光

校對/趙琳